好像每一个人，包括成天看禁书的不和谐的筒靴们，还包括网上老刘甚为欣赏的牛人们，一提到达.赖俩字都带着一份牙缝里冒烟的鄙夷。 ­

老刘始终没搞明白达.赖干了啥坏事。这件事情一度很是让人自卑，我心想，好歹咱也是跨世纪网民，消息没这么不灵通吧。 ­

于是今天特地花了三十多分钟集中精力研究了一下这位小丹同学的经历，结果很郁闷：还是找不到一样可以拿来说服别人的、来源可考的劣迹劣言。当然收获还是有的——那就是发现老刘跟小丹的价值观有巨大的分歧：小丹是个民族主义者、“文化侵略”论者和藏传佛教徒，老刘不是而且也不想是。 ­

艾瑞克·弗洛姆在《爱的艺术》里对人类的“神爱”进行了一番颇有意味的诠释。他首先分析了“母爱”和“父爱”。母爱是无条件的，一个婴儿不必为得到母爱做任何事，需要的只是等待和因爱的温暖而展露幸福的表情。父爱则略有不同，尤其是有多个孩子的时候，父亲会更喜欢最像他、最听话、最符合他的道德标准和才智标准的那一个，而这个人将成为他的遗产继承人；所以，父爱需要通过努力“够”到某一个标准才能获得。 ­

从人的成长历史来看，一个人生下来的最初几年里，首先得到的是母亲的荫庇。而从他开始说话、走路、认识世界开始，父爱就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人通过学习父亲、争取父爱，获得在这个世界生存的基本能力。 ­

而人一旦真正成熟，情况又有所不同。经过养育之后，一个成熟的人当能达到既是自己的母亲，又是自己的父亲的程度。也就是说，从外在的母亲的荫庇和父亲的权威脱离出来，在自己内心建立起相应的两种声音。“母亲的良知对他说： ‘你的任何罪孽，任何罪恶都不会使你失去我的爱和我对你的生命、你的幸福的祝福。’父亲的良知却说：‘你做错了，你就不得不承担后果；最主要的是你必须改变自己，这样你才能得到我的爱。’”，这种状态——虽然弗洛姆没有直接阐述——我以为大致可以称作“自爱”的境界。 ­

母爱对应着母系社会，是人类的婴儿期。那时候，人类崇拜自然界里的东西（如动物、日月、山河等等），因为自然界对人类的恩赐正如母亲一样是无条件的。父爱对应着父系社会，则是人类的少儿期。在这个时期，上帝成为了一个男性的神，虽然诸宗教教派里还有类似玛丽亚这样的母亲形象，但父系的神显然占据着主导地位。父系社会发展至今的过程中，不仅男性威权因平权运动而淡化，“上帝”的形象也在发生变化——由一个专制、暴虐的神慢慢演变成“正义、真理和爱的原则的象征”。上帝越来越抽象、越来越剥去他的具体特征。到今天，我们提到上帝或者神的时候，甚至往往指涉的是一种诗意，而非信仰。而弗洛姆认为，这正是因为无论是上帝的父系成分还是母系成分，都内化到了人的心中。传统的宗教渐渐隐退，人类开始作为一个自足的存在者而存在。 ­

上面说这么多，是为了探讨小丹同学作为一个佛教徒的行为逻辑。佛教虽然是一个无神论的宗教，但若仅从弗洛姆上述理论的角度看，和其它的有神宗教并无本质的不同。佛陀释迦牟尼虽然不过是一个觉悟了的人而已，但他无疑是所有佛教徒的终极榜样。这一点，让他拥有了父性的威权，让他如父亲一样向信徒们发号施令：“你必须改变自己”。小乘佛教只求自我修行，因为佛教强调个人思索和领悟，类似于斯宾诺莎的“经由理性去认识神”，因此尚有精神自立的空间。而在大乘佛教（藏传和汉传佛教基本上都属大乘）里，教徒不仅自渡还要渡人，个个抱着“渡众生”的宏愿，那么根器略低者自然要“被渡”，因此形成了佛教中层层森严的等级制度。 ­

换用弗洛姆的理论，那藏传佛教就是一个由无数个“父”构建而成的等级制传统。在这个等级结构中，每个人有努力的方向（学习父亲争取父爱），而无独立的思想。而老刘冒昧推论，认为这可以看作是一种人类未成熟时期的意识形态：人们仍然习惯“不假思索”地相信一些东西，习惯追求他人让他追求的目标。既然对“目标”这类东西并不思索，那么你也别指望在这类话题上与之取得沟通。 ­

正如对某些爱国主义者而言“祖国统一”是个无需理由的追求目标一样，就小丹而言，维护藏传佛教和藏民民族传统作为他的目标，也是无需理由的：因为这就是他从小到大被教导说要做的事情。他需要站在传统的立场抵制全球化的狂潮，而在这场战斗中，有圣经传统的西方人显然比喜欢贿赂神灵的汉族人更适合作为盟友。 ­

这样看来，小丹和一般的爱国主义者其实共享着同一套心理机制。唯独不同之处在于，作为佛教徒的他不可能以暴力为主要抗争手段（训练个小游击队，都搞得偷偷摸摸、鬼鬼祟祟），而只能仿着甘地的足迹再一蹬，去当一个演说家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