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片子做得比较纠结。别人那里很轻松的事情,在我这儿却充满了不适感。从拍摄,到写稿,到剪辑,这种不适感始终纠缠,挣脱不掉,心理状态几乎亚健康。这两天总算甩掉了手头所有待剪的片子,为自己找出一天的清净。

前段自己又像大二大三时那样,纠结在意义与价值这些事情上,而对手头的现实逃避起来。那个时候十八九岁,整夜整夜地在大街上游走和自言自语,或可算是少年愁。而现在,半夜留在空荡荡的栏目办公室里走动和发呆,又算是什么呢。

多年的经验告诉我,这种纠结只会削弱自己的存在感,而起不到任何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不会让自己更深刻,因为,人的深刻来自对现实的更多理解,来自内心知觉范围的广度。如果逃避一切,拒绝感知,就不会通向深刻。人只会更加麻木。

对所接触到的事物拥有触觉,并不总是易事。

我想起了当年看《铁路沿线》,看《德拉姆》,看《拾穗者》,看电驴上的NHK纪录片,看公共卫视《记录观点》甚至CCTV《纪事》的里的一些片子。那时候自己的触觉是被激活的。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影片,让我有机会和另一群人生活在一起,以他们的生活空间认识世界,以他们为镜像认识自己。

如果说故事片是让你沉浸于一连串构造精巧的事件,那么纪录片更多的则是让你去感知一个真实的时空,去接近一个或者一群具体的人。这种接近让我这个宅男感到安适。在物理和哲学中,你越追问真理,真理就越是虚无。但纪录片却让人觉得真理就在人心之中,确切的说,就在人心与特定时空的相互映照之中,等着你参悟。因为其实说到底,我们所谓真理,并不在宇宙如何起源,也不在白马是不是马,而在于认知自己与世界的关系。

火车轰鸣声下的流浪儿,高原木屋中的老嬷嬷,冷风中平原上捡拾土豆的人;或者让我们更熟悉一点的:幼儿园小社会里的孩子们(《幼儿园》),后海周边各式各样的北京人外地人(《后海浮生》),有些一根筋的年轻老师(《爱上小魔头》)……他们从根本上,就是我自己。

三年前,我淘来一台水货GS500,跟拍一个边缘教会,在田野间和这些与我信仰不同的人们交谈。这种交谈消解了我的孤独,也让我变得宽容。在头脑中构思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不断地抛弃偏见与误解,感觉自己搭上了一条通往真理的渐近线。

我以为自己正在穿透生活复杂的外壳,从深处与他人获得共鸣。我以为自己听到了人们内心的音乐。我以为自己能够从这些偶然之中提炼普遍,找到某种永恒的亮光。这让我感觉良好。

选择做电视,一方面是因为喜欢用视听作为表达方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弥补多年以来作为宅男对人理解的不足——确切的说是对自己理解的不足。希望通过更多的沟通来训练自己的理解力与宽容心。

然而最近我似乎是败了。听同期、写稿件、编片子的时候常常感觉很烦。我又开始觉得,人是如此自私,冷漠,头脑混乱,容易沉浸在毫无意义的琐碎之中。而做片子的时候,虚构不是为了通往心理真实,相反只是为了迎合某种功利需要,或者掩盖生活本身的无逻辑;技术手段也不是为了放大可贵的情绪,而是被我当成强心针来使用,让我能够继续这种煎熬一般的劳作。

一对二十七八岁的打工夫妻。妻子怀上了三胞胎。家里的积蓄全被拿去盖了房子,所以大人的治疗费和孩子的保温箱费大多借自亲友。妻子似乎完全被身体的不适浸透,像小孩子一样任性,经常不肯吃饭,所有的话都在诉说痛苦。丈夫很老实,耐心照顾着她,哄着她。两个人的世界并没有太感人的事迹,却也安静自足。

尴尬的是我们。拍摄期间因为没有办法和孕妇多聊,我们并没有和她建立什么情感,甚至也没能学会如何正确地照料她。我们的存在显得多余。为了在电视上掩盖这一点,我们提供着对方并不特别需要的“帮助”,表达着并不够真诚的关切。掌握摄像机的我们,对自己的力量毫无把握(最后实际也没有募集到什么钱),却不断要求对方作出各种配合。

原本,这样的片子能做的是记录人们相互关照之时那点美好的东西。但实际上片子已经被虚伪和功利污染。我们成为了携带拍摄目的的聒噪入侵者,践踏他人的宁静,更多的是为了拿到可以拼凑成节目的一段段画面。甚至,因为行动的虚假与非逻辑遇上了叙述本身的逻辑需求,我们几乎每一集节目都需要求助于搬演和谎言。

一个差不多三十岁的男人,老婆跟人跑了。打来热线让我们帮他找,否则他要杀人。

订婚时两人并不熟悉,结婚前发现未婚妻不贞,女方却不肯退还一万元的订婚礼金,于是仍然办了婚宴。六年后,老婆弃下两个儿子,跟一小她六岁的小伙私奔。他早有预料,电话过去,不求复合,只要妻子归还带走的家产,另就孩子抚养写下协议(担心孩子养大后被妻子要走)。怎料妻子不允;第三者小伙年轻气盛,不仅对其出言不逊,还设计戏弄他。

遭遇戏弄,终于让男人怀恨在心;被带走的家产虽然不多(大概一两万,而他月收入五六千),但这样被侵吞,他内心不平。于是,一方面四处追索,枕下藏刀,想要报复这对男女;另一方面找到电视台,想让电视台帮着找到妻子下落,也让妻子丑事曝光。

而我们,开始了无意义的“帮忙”寻找,拨打各种事先已知道没什么用处的电话。一切无果后,和男人进行了一场设计好的劝说,截取对方示弱的词句,剪掉对方所有的反驳,在让对方莫名其妙的同时,制作了一场劝其化解怨恨的“成功的心理疏导”,放入节目之中。

这本来是个浸透虚无的荒诞事件。人被冷漠的外部事件驱动,做出各种机械的应激反应,而且彼此仇视彼此利用。而我们却要从这无趣的一切中拎出一个貌似生动的故事。

故事最后变成了:男人与妻子相识相恋,结婚六年,幸福美满。突然发现妻子出轨,丈夫百思不得其解,考虑起孩子没了母亲,心情抑郁,每天借酒浇愁,对妻子多有抱怨。记者帮助寻找,很遗憾失去线索。转而劝导男人。男人经启发,想到自己以往愧对妻子,于是放下怨恨,深情呼唤妻子归来。

真是有够恶心。

当然,在前期我们完全可以做得多少靠谱一些。比如,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在拍摄之前,像小川绅介学习种稻子一样了解一些护理常识,这样至少不会因为长时间的采访干扰导致三胞胎妈妈的血压升高。对于后一个选题,如果我们能够在预采访时及时发现对方的真实动机,也许能够更果断地避而远之。

把握自己让行为能够得到自身的认可,并没有想象中的容易。但经过努力,这是可以做到的。

做电视的真正难题是,现实中并没有那么多纯粹的人,没有那么多纯粹的事。但最后完成的节目,却需要纯粹;不仅要纯粹,还得规避所有的禁区;不仅得规避禁区,还有有起伏,有事件,吸引人。最最关键的是,所有这一切,却必须基于自己拍摄到的真实影像。

电视与现实的相遇,一不留神就会成为惨不忍睹的强奸。电视对现实的叙述,稍不走运就会变成肆意的篡改与拼凑。这种篡改拼凑不是依据心理真实的原则,也未必出于善意,而是臣服于某种叙事通则与河蟹规范。这不再是探索现实,而是拿现实的碎片拼凑一个故事,并且尽力让它不至于漏洞百出。这种复杂的谎言编织让人身心俱疲,而编导此时,比任何行业的人都卑贱。

我想每一个不甘平庸的电视人,都得想出从中挣脱的办法。

也许,秘诀仍然在于敏锐与宽容。你需要足够宽容,甚至得有些悲悯,才能包容下人们的混乱。不被枯燥混乱的事实障目,才能对那些微弱的闪光保持敏锐。从那些微弱的闪光里勾出一条细小的线,也许就能牵连出一个值得专注的动人故事。要拥有这种能力,关键不在技术,而在胸怀。

做电视对我来说的最大意义,可能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