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欲和天性能让人舍生忘死，但唯有彼此对话的欲望，能让人付出超越生死的更大努力：走向智慧。与真正的智慧相比，生死其实已经是轻易之事，就像Cooper们最终修成五维生物，就能建造通向三维的四维时空一样。

对智慧生命而言，不可选择的死亡无异于一场羞辱，这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悲剧。主角不肯温顺地走入长夜，于是让不可能的维度成为可能。

下面是影片中被反复念到的那首诗，干净有力，震撼人心。我认为目前网上流传的中文翻译都太辞藻华丽不得要领，巫宁坤老先生所译简洁平实但又不够饱满和准确，因此发布码农试译版如下，抛砖引玉。

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
by Dylan Thomas

不要温顺地走入那长夜
狄兰·托马斯

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
Old age should burn and rave at close of day;
Rage, rage against the dying of the light.

不要温顺地走入那长夜
白昼离去，年迈的人要燃烧着狂喊
要咆哮，咆哮
冲着那衰亡的光

Though wise men at their end know dark is right,
Because their words had forked no lightning they
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

智者，即便知晓黑暗终为正解
因为他们的言语不能再释出闪电
也不要温顺地走入那长夜

Good men, the last wave by, crying how bright
Their frail deeds might have danced in a green bay,
Rage, rage against the dying of the light.

最后一波哭喊他们脆弱的善行
本应在绿色港湾里舞蹈，何其欢快
的一群善人
咆哮，咆哮
冲着那衰亡的光

Wild men who caught and sang the sun in flight,
And learn, too late, they grieved it on its way,
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

那些曾抓住飞驰的太阳
并放声歌唱
而太晚才意识到个中悲伤的
狂人们
不要温顺地走入那长夜

Grave men, near death, who see with blinding sight
Blind eyes could blaze like meteors and be gay,
Rage, rage against the dying of the light.

那些在行将就木之时，渐盲的景象里
发现失明的眼
可以如流星般璀璨欢快的
垂死者
咆哮，咆哮
冲着那衰亡的光

And you, my father, there on the sad height,
Curse, bless, me now with your fierce tears, I pray.
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
Rage, rage against the dying of the light.

还有你，我远在悲伤高地的
父亲
求你此刻诅咒我，祝福我，泪流满面
不要温顺地走入那长夜
要咆哮，咆哮
冲着那衰亡的光

注：
1. Good night 翻译成“长夜”，是参考自 和菜头的译本。良夜和长夜其实都可以接受，但由“良夜”到“咆哮”的转折会有些生硬（因为汉语“良夜”不是双关词）；相应的，“长夜”同样有安详之意，上下文衔接却顺畅得多。
2. Rage 翻译成咆哮，是因为发现汉语中跟“愤怒”同义的词都不能达意。如果没有记错，这个译法和影院字幕相同。

最近做片子做得比较纠结。别人那里很轻松的事情，在我这儿却充满了不适感。从拍摄，到写稿，到剪辑，这种不适感始终纠缠，挣脱不掉，心理状态几乎亚健康。这两天总算甩掉了手头所有待剪的片子，为自己找出一天的清净。

前段自己又像大二大三时那样，纠结在意义与价值这些事情上，而对手头的现实逃避起来。那个时候十八九岁，整夜整夜地在大街上游走和自言自语，或可算是少年愁。而现在，半夜留在空荡荡的栏目办公室里走动和发呆，又算是什么呢。

多年的经验告诉我，这种纠结只会削弱自己的存在感，而起不到任何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不会让自己更深刻，因为，人的深刻来自对现实的更多理解，来自内心知觉范围的广度。如果逃避一切，拒绝感知，就不会通向深刻。人只会更加麻木。

二

对所接触到的事物拥有触觉，并不总是易事。

我想起了当年看《铁路沿线》，看《德拉姆》，看《拾穗者》，看电驴上的NHK纪录片，看公共卫视《记录观点》甚至CCTV《纪事》的里的一些片子。那时候自己的触觉是被激活的。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影片，让我有机会和另一群人生活在一起，以他们的生活空间认识世界，以他们为镜像认识自己。

如果说故事片是让你沉浸于一连串构造精巧的事件，那么纪录片更多的则是让你去感知一个真实的时空，去接近一个或者一群具体的人。这种接近让我这个宅男感到安适。在物理和哲学中，你越追问真理，真理就越是虚无。但纪录片却让人觉得真理就在人心之中，确切的说，就在人心与特定时空的相互映照之中，等着你参悟。因为其实说到底，我们所谓真理，并不在宇宙如何起源，也不在白马是不是马，而在于认知自己与世界的关系。

火车轰鸣声下的流浪儿，高原木屋中的老嬷嬷，冷风中平原上捡拾土豆的人；或者让我们更熟悉一点的：幼儿园小社会里的孩子们（《幼儿园》），后海周边各式各样的北京人外地人（《后海浮生》），有些一根筋的年轻老师（《爱上小魔头》）……他们从根本上，就是我自己。

三年前，我淘来一台水货GS500，跟拍一个边缘教会，在田野间和这些与我信仰不同的人们交谈。这种交谈消解了我的孤独，也让我变得宽容。在头脑中构思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不断地抛弃偏见与误解，感觉自己搭上了一条通往真理的渐近线。

我以为自己正在穿透生活复杂的外壳，从深处与他人获得共鸣。我以为自己听到了人们内心的音乐。我以为自己能够从这些偶然之中提炼普遍，找到某种永恒的亮光。这让我感觉良好。

三

选择做电视，一方面是因为喜欢用视听作为表达方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弥补多年以来作为宅男对人理解的不足——确切的说是对自己理解的不足。希望通过更多的沟通来训练自己的理解力与宽容心。

然而最近我似乎是败了。听同期、写稿件、编片子的时候常常感觉很烦。我又开始觉得，人是如此自私，冷漠，头脑混乱，容易沉浸在毫无意义的琐碎之中。而做片子的时候，虚构不是为了通往心理真实，相反只是为了迎合某种功利需要，或者掩盖生活本身的无逻辑；技术手段也不是为了放大可贵的情绪，而是被我当成强心针来使用，让我能够继续这种煎熬一般的劳作。

四

一对二十七八岁的打工夫妻。妻子怀上了三胞胎。家里的积蓄全被拿去盖了房子，所以大人的治疗费和孩子的保温箱费大多借自亲友。妻子似乎完全被身体的不适浸透，像小孩子一样任性，经常不肯吃饭，所有的话都在诉说痛苦。丈夫很老实，耐心照顾着她，哄着她。两个人的世界并没有太感人的事迹，却也安静自足。

尴尬的是我们。拍摄期间因为没有办法和孕妇多聊，我们并没有和她建立什么情感，甚至也没能学会如何正确地照料她。我们的存在显得多余。为了在电视上掩盖这一点，我们提供着对方并不特别需要的“帮助”，表达着并不够真诚的关切。掌握摄像机的我们，对自己的力量毫无把握（最后实际也没有募集到什么钱），却不断要求对方作出各种配合。

原本，这样的片子能做的是记录人们相互关照之时那点美好的东西。但实际上片子已经被虚伪和功利污染。我们成为了携带拍摄目的的聒噪入侵者，践踏他人的宁静，更多的是为了拿到可以拼凑成节目的一段段画面。甚至，因为行动的虚假与非逻辑遇上了叙述本身的逻辑需求，我们几乎每一集节目都需要求助于搬演和谎言。

五

一个差不多三十岁的男人，老婆跟人跑了。打来热线让我们帮他找，否则他要杀人。

订婚时两人并不熟悉，结婚前发现未婚妻不贞，女方却不肯退还一万元的订婚礼金，于是仍然办了婚宴。六年后，老婆弃下两个儿子，跟一小她六岁的小伙私奔。他早有预料，电话过去，不求复合，只要妻子归还带走的家产，另就孩子抚养写下协议（担心孩子养大后被妻子要走）。怎料妻子不允；第三者小伙年轻气盛，不仅对其出言不逊，还设计戏弄他。

遭遇戏弄，终于让男人怀恨在心；被带走的家产虽然不多（大概一两万，而他月收入五六千），但这样被侵吞，他内心不平。于是，一方面四处追索，枕下藏刀，想要报复这对男女；另一方面找到电视台，想让电视台帮着找到妻子下落，也让妻子丑事曝光。

而我们，开始了无意义的“帮忙”寻找，拨打各种事先已知道没什么用处的电话。一切无果后，和男人进行了一场设计好的劝说，截取对方示弱的词句，剪掉对方所有的反驳，在让对方莫名其妙的同时，制作了一场劝其化解怨恨的“成功的心理疏导”，放入节目之中。

这本来是个浸透虚无的荒诞事件。人被冷漠的外部事件驱动，做出各种机械的应激反应，而且彼此仇视彼此利用。而我们却要从这无趣的一切中拎出一个貌似生动的故事。

故事最后变成了：男人与妻子相识相恋，结婚六年，幸福美满。突然发现妻子出轨，丈夫百思不得其解，考虑起孩子没了母亲，心情抑郁，每天借酒浇愁，对妻子多有抱怨。记者帮助寻找，很遗憾失去线索。转而劝导男人。男人经启发，想到自己以往愧对妻子，于是放下怨恨，深情呼唤妻子归来。

真是有够恶心。

六

当然，在前期我们完全可以做得多少靠谱一些。比如，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在拍摄之前，像小川绅介学习种稻子一样了解一些护理常识，这样至少不会因为长时间的采访干扰导致三胞胎妈妈的血压升高。对于后一个选题，如果我们能够在预采访时及时发现对方的真实动机，也许能够更果断地避而远之。

把握自己让行为能够得到自身的认可，并没有想象中的容易。但经过努力，这是可以做到的。

做电视的真正难题是，现实中并没有那么多纯粹的人，没有那么多纯粹的事。但最后完成的节目，却需要纯粹；不仅要纯粹，还得规避所有的禁区；不仅得规避禁区，还有有起伏，有事件，吸引人。最最关键的是，所有这一切，却必须基于自己拍摄到的真实影像。

电视与现实的相遇，一不留神就会成为惨不忍睹的强奸。电视对现实的叙述，稍不走运就会变成肆意的篡改与拼凑。这种篡改拼凑不是依据心理真实的原则，也未必出于善意，而是臣服于某种叙事通则与河蟹规范。这不再是探索现实，而是拿现实的碎片拼凑一个故事，并且尽力让它不至于漏洞百出。这种复杂的谎言编织让人身心俱疲，而编导此时，比任何行业的人都卑贱。

我想每一个不甘平庸的电视人，都得想出从中挣脱的办法。

也许，秘诀仍然在于敏锐与宽容。你需要足够宽容，甚至得有些悲悯，才能包容下人们的混乱。不被枯燥混乱的事实障目，才能对那些微弱的闪光保持敏锐。从那些微弱的闪光里勾出一条细小的线，也许就能牵连出一个值得专注的动人故事。要拥有这种能力，关键不在技术，而在胸怀。

做电视对我来说的最大意义，可能正在于此。

我应当让自己比现在更加复杂，同时比现在更加简单——才能更好地用复杂回应简单，用简单回应复杂。

没错，妥协并不是唯一的出路。

真正有尊严的方式是认真地与之同在，去做世俗的事业去参与政治的生活，同时每天拼命反省。这是最费力气的生活方式，但唯其如此生命才是自立的，才会产生让人觉得值得一活的价值。

原来保送清华、全奖Northwestern、土木工程专业的博士后，教书的薪水也不是天然就能养家糊口。老刘虽已作好了做一个穷人的打算（好歹也是人家周小狄同学的人生理想），但也不想在累得半死之后还穷得半死。看来学问要做，但是社会能力和实践能力仍然不可或缺——把命吊在一棵树上，无论需求多么低，一旦遭遇了“残酷、无信、无情”，也未必能够安生那。

不能设想你能安心书斋，就一定有一方安静的书斋在远处等候。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即便你立志不跟明来暗去的人们和光同尘，也永远需要对这个社会察言观色，随时拿出对别人实用的手艺，才换得到维生的钱粮。 麦子仲肥如果来到号称人才最贵的二十一世纪，一定会发现黎叔是个大忽悠——因为他这样的也就能做个到手2K月薪的小薄厚。真以为书中自有黄金屋，真以为有人屌他的破计时器，那就是他的Naive了。

谨以此帖向江core致敬。这么多年来，那段生动的告诫一直在我脑海里回荡。

脏事实在太多了，要每一个都沉进去，实在是不要活了，所以我是一边听或看，一边告诫自己抽离出来
我还是佩服那些有使命感并将其付诸实践的人，与他们相比，我觉得自己太软弱了

我反观自己，突然发现一个奇怪的事实：我和他的感觉居然完全不一样。在毛家坐着，听政权与黑社会合谋的故事，听权力阶层肮脏争斗的故事，听统治阶层如何恐惧和仓皇的故事，听人们被聪明地或不聪明地操纵利用伤害的故事，欣赏着中国社会这架人肉机器、这座牢笼的结构——却不过感到新奇、偶尔惊讶、间或愤怒片刻，而并没有可以明确意识到的沉重感。

我解释说，大概因为我更多的把自己当作一个寄居者，没有觉得自己必须进入这个社会成为结构中的一分子，有点儿旁观者的姿态。PF就笑我太勒庞、精英意识太重，“小心被人旁观”。

后来一想，这也不对。虽然我在八九年前就曾以“冷眼观察者”自居，但说实话，这篇文章里的装逼宣告自始至终未能兑现。我眼睛非但不冷，反而很热，热到盲目投注关切的地步。我试图与人群保持疏离，但同时又对人们表露出的喜悦与痛楚、温存与冷漠如此敏感。用费斯汀格的理论说，我在这个问题上实际是认知失调的。而我解决失调的办法，多数情况下是在行动上与人们保持距离，坚持自己的冷眼观察视角；但在少数情形中，我又会发生180度的大逆转，充满痛感地控诉那些冷漠或精英的姿态。

该如何面对那些角色分明的人们？有时候，我带着一种过时的本质主义视角，以为他们的“主体性”为特定的社会结构所建构之后，和我这个“边缘人”有本质不同。尽管我可以说这其中没有暗含任何价值判断，但既然认定了他人的异在，其实就是否定了深度沟通的可能。我无法阻止自己对普通人保持一种温情，但有时又会尖刻地自嘲这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训和“宠物式的温情”的混合体。我努力在人群中寻找所谓“人性”的证据，但没有任何一件事实能让我真正彻底地得到满足。

有时候想，为什么要把自己视作一个边缘人呢？这也许能够回溯到11岁时的一篇日记，那时我一直怀疑自己是个外星生物，因为总觉得自己和世界格格不入。我试图通过模仿融入某些群体，却总是失败。而所有投向我的目光，仿佛都是在打量动物园里的新奇怪兽。那时以为好好读书，考个好大学，便能生活在同类中间，但事实证明我在哪里都是个异端。我整夜整夜地在无人的校园里游走，仿佛是寻找自我，其实漫无目的。

我以为哲学能够解决我的问题，便一头钻进西方哲学史，结果却只看到无数双作终极追问的眼睛，而这些追问者又无一例外地扎入语言的陷阱。这段阅读经历非但没有让我更积极，反而让我更颓靡。

于是随便找了一个安身之所，就开始漫不经心的阅读。阅读文字，阅读影像，阅读树木，阅读街道，阅读他人，阅读自己。只有阅读，没有记忆。这样的阅读其实更像是一种等待，等待某个东西某一天突然蹦出来，让我能够如释重负地说“可算找到了”，这就是我自己，这就是我生活的意义。这样的奇迹从来没有发生过。

精神生活如此贫弱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开始渐渐滑向主流人群。那种被接纳被认同本来是我梦寐以求的，但当时我却体会到一种面临死亡的焦虑感，因为在这种滑动中我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动的。我开始对扑面而来的现实左推右挡，包括试图做一个不被捆绑的自由职业者，包括向家人宣称可能永不立业成家，甚至包括选择这样一个我私底下觉得很不靠谱的考研专业。这些东西，只为那份还在寻找中的微弱希望，那件也许能承载自身本质的不明物。

这期间，萨特的存在观是我阅读过的最积极的东西。他宣称存在先于本质，人应当为自己的选择负责。那个时候，从11岁那篇日记算起我已经经历了差不多自己生命一半的存在，而我发现在这一半生命里自己从来都是漫不经心地在做选择。这是一个转折点。但我也并非立即接纳此种说法，而是慢慢地意识到和认同。时至今日，我几乎奉之为至理名言。以上，就是我这边缘人的形成过程。

这样看来，我似乎是无法不旁观。我不仅从来没有真正生活在主流之中，甚至也没有生活在任何一条支流之中。我物质要求不高，经济来源不定，不从属于任何一个明确的利益共同体。我甚至都没有任何特别强烈嗜之若命的爱好，因此连“爱好者”的群体都算不进去。我是一个悬浮在社会网格上空的未完成的存在。

这种未完成并不是一个值得自居的状态。未完成的更深层结构，就是自我统合的艰难。我的想法、立场常常包含矛盾，当我表达的时候，竟会出现“选谁代表我”的问题。我数度翻阅自己写过的所有文字，试图归纳出一个“我”的形象，却从未成功。这样的结果是，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世界——每一次面对世界，我都有些不知所措。

前两年我的心态是，不知所措就无所措吧。躲在书斋之中，总能追求得到所谓“思维的乐趣”。然而这两年真的做了回文科生才发现，那些不着情感的“思维”并不如我想象中的那样有源源不绝的乐趣。每一种知识上边，都承载着一份意识形态，等着你接纳利用或质疑批驳。知识背后站着的是人，而不是真理。剥离情感的思维，仅仅是一种枯燥的游戏。一年多下来，“思维的乐趣”越来越不能给我提供做学问的动力，反而让我渐渐再度陷入迷茫。

夜一深，思维就开始没方向地漂浮。虫鸣隐约，远处有沉闷的鞭炮声响。我刚刚把键盘按出声音的时候，强烈地感觉到此时的情景曾经发生过，虫鸣、鞭炮、桌上乱七八糟的书、我的坐态和电脑屏幕上的文档，都和印象中的毫无二致。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Déjà-vu了。算是久违。

我想，在这个关口，在生命快要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年纪，我大概是时候结束旁观生涯了。也许应该对世界投以更热烈的关切。也许应该真的在社会结构中确定一个自己的位置。也许应该从今天开始，用心读书，用命写作。

一个理科生写论文之前，需要问自己的问题是：

你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新发现？

一个文科生写论文之前，需要问自己的问题是：

你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想说的话？

老刘稀里糊涂当了一年多文科生，身在曹营心在汉，今天才转过这个弯来。真是方脑壳啊。

强推一下吕乐的《小说》(下载不到？找老刘传)，出演的都是名家，谈论的都是诗意。里面最有派头的是阿城，思接千载，从“歌咏言，诗言志”谈起：“志”本是不可言说的东西，所以读诗成为某种心灵感应的仪式。诗意是一个过程，你读一遍诗，它便升起来一次。阿城说完，余下的人对“诗意”这个词就没那么客气了，理论开始旅行，话语开始增生，“诗意”的概念不断往柴米油盐的方向延异，最后居然演变成了方方口中的“打油诗的诗意”和丁天所说的买辆富康上二环转悠、买套房子在里面呆着的诗意。

我们的著名师姐苏七七在多年以前也在网上分行写字（http://fanhall.com/group/thread/992.html），她最在意的是当时的心情，诗是一时心情的证据。后面有人回帖也说，诗是极度个人化的东西，写诗的终极目的也就是给自己看。某人能欣赏自己的诗，就是真正的诗人。如此说来，上面那些被延异的诗意也就无可厚非了。

老刘对分行写字也很感兴趣，这段历史可以回溯到中学时代。我把这种东西称之为“断行句”。因为在我看来，诗意产生于断裂，正如哑孩子《我如此渴望飞翔》里的一段：

天空和大地是一道
永不弥合的伤口
所有飞翔的事物都站在世界的痛处

阿城说诗的失落，乃是因为如今小说代替了诗，承载了诗意。然而，小说和诗歌毕竟有所不同。小说仍然是种历时性的艺术，而诗却可以被当作雕塑、绘画一样的东西长时间凝视。

我偶然想到……
这个夜晚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谁还活着 谁已经死去
这时候我独自一人 穿过高原
在巨大的星空下
新月正在上升

（于坚《我偶然想到》）

这种“偶然想到”本身是一种“断想”。而思考完他人的生死，作者又突然变成一个高原行走者。接下来的词句开始描述高原的景象，和“他们在干什么”的联系就更加模糊了。

在这三个层面断裂的缝隙中，诗意开始生长。诗的作用，就是通过语义的断裂开辟一个思想驰骋的空间，让读者把自己放进去。王朔在《小说》里说山水好看，但山水之间根本没有诗意。那是因为山水之美太完整了，不留空档。

当然，光有空档是不行的，比如老刘的歪诗《祖国》：

祖国啊
我不怕你
难道说姓祖
你就牛逼了么
难道说你
比我老三十五岁
我就应该安慰你么？

从“祖国啊”的赞颂习语到“我不怕你”的流氓语句，是第一大断裂。“难道说姓祖/你就牛逼了么”那就更流氓了，不仅把“祖国”硬生生理解成一个姓名，更是无赖加粗口。而接下来笔锋又有一个突然的转变，行间居然谈到了衰老，谈到了安慰。祖国成了一个软弱的老者，而作者，居然处在了些许悲悯些许狠心的情感纠结之中。这样看来，此诗虽歪，也一样有从赞颂到流氓到纠结的三个断层。那么，跟名人于坚相比缺的是什么呢？答案是：细腻和精雕细琢的感性。

读诗总比写诗容易。通常以为分行写字轻松快意，其实大谬。就连老刘的七行歪字，修修补补，居然也花掉半个小时。我一度鄙薄某些所谓现代诗人，以为是以扯淡掩盖他们的酸气和精神状态的颓靡，后来观念有所转变——说实话，能这么耐心地扯淡，也算是比较难得了。

我不那么了解诗，很多著名的诗都没有读过，以这份资质本来应该声称“不懂诗”。但后来有位古典音乐高人的一席话让我茅塞顿开，她说现在人们冷落古典乐，并不是因为它们不悦耳、不动人或太高雅听不懂，实际是因为在听完之后，很难形成通常的言谈——因为它们难以言传、一谈就错。说白了就是，对非专业人士来说，古典音乐不能增加他在社会中的话语权。权力——是的，权力——才是根本的症结。

同理，只要别那么在乎话语权，其实每个人都懂诗。

何必呢？

为什么惩罚我的迟钝和无知

为什么把偶遇变成残酷的考试

为什么不能

在尘土地上放声大哭

不能在午后的风里告诉我你的悠闲

你明知道

恰好因为我们是陌生人

此刻我心地是那么简单

毫无污秽

而衣衫不整，筋骨松弛

如同陷入爱情的人

所有人都来自异乡
所有人都被看成本地人
那就
装吧
一起
我们会越来越像
越来越像
越来越像

小心翼翼

我那么小心翼翼地护着它
护着它
就如凝视一枚立起的硬币
让它滚过溪间的圆木

我那么小心翼翼地相信它
相信它
就如牵着一把白色的气球
从一座建筑飞往另一座建筑

虽然我
却那么糟糕
一个喷嚏震掉了硬币
一个趔趄松走了气球

但还是相信
硬币永远为一个幸运者站立
气球永远引领人上升
这个世界是美好的

啊
值得我们为之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