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不知怎么着了，自看了南帆的文学理论开始，不仅自个儿诗兴小发，而且满眼满耳的东西都在谈论诗跟诗意。

强推一下吕乐的《小说》(下载不到？找老刘传)，出演的都是名家，谈论的都是诗意。里面最有派头的是阿城，思接千载，从“歌咏言，诗言志”谈起：“志”本是不可言说的东西，所以读诗成为某种心灵感应的仪式。诗意是一个过程，你读一遍诗，它便升起来一次。阿城说完，余下的人对“诗意”这个词就没那么客气了，理论开始旅行，话语开始增生，“诗意”的概念不断往柴米油盐的方向延异，最后居然演变成了方方口中的“打油诗的诗意”和丁天所说的买辆富康上二环转悠、买套房子在里面呆着的诗意。

我们的著名师姐苏七七在多年以前也在网上分行写字（http://fanhall.com/group/thread/992.html），她最在意的是当时的心情，诗是一时心情的证据。后面有人回帖也说，诗是极度个人化的东西，写诗的终极目的也就是给自己看。某人能欣赏自己的诗，就是真正的诗人。如此说来，上面那些被延异的诗意也就无可厚非了。

老刘对分行写字也很感兴趣，这段历史可以回溯到中学时代。我把这种东西称之为“断行句”。因为在我看来，诗意产生于断裂，正如哑孩子《我如此渴望飞翔》里的一段：

天空和大地是一道
永不弥合的伤口
所有飞翔的事物都站在世界的痛处

阿城说诗的失落，乃是因为如今小说代替了诗，承载了诗意。然而，小说和诗歌毕竟有所不同。小说仍然是种历时性的艺术，而诗却可以被当作雕塑、绘画一样的东西长时间凝视。

我偶然想到……
这个夜晚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谁还活着 谁已经死去
这时候我独自一人 穿过高原
在巨大的星空下
新月正在上升

（于坚《我偶然想到》）

这种“偶然想到”本身是一种“断想”。而思考完他人的生死，作者又突然变成一个高原行走者。接下来的词句开始描述高原的景象，和“他们在干什么”的联系就更加模糊了。

在这三个层面断裂的缝隙中，诗意开始生长。诗的作用，就是通过语义的断裂开辟一个思想驰骋的空间，让读者把自己放进去。王朔在《小说》里说山水好看，但山水之间根本没有诗意。那是因为山水之美太完整了，不留空档。

当然，光有空档是不行的，比如老刘的歪诗《祖国》：

祖国啊
我不怕你
难道说姓祖
你就牛逼了么
难道说你
比我老三十五岁
我就应该安慰你么？

从“祖国啊”的赞颂习语到“我不怕你”的流氓语句，是第一大断裂。“难道说姓祖/你就牛逼了么”那就更流氓了，不仅把“祖国”硬生生理解成一个姓名，更是无赖加粗口。而接下来笔锋又有一个突然的转变，行间居然谈到了衰老，谈到了安慰。祖国成了一个软弱的老者，而作者，居然处在了些许悲悯些许狠心的情感纠结之中。这样看来，此诗虽歪，也一样有从赞颂到流氓到纠结的三个断层。那么，跟名人于坚相比缺的是什么呢？答案是：细腻和精雕细琢的感性。

读诗总比写诗容易。通常以为分行写字轻松快意，其实大谬。就连老刘的七行歪字，修修补补，居然也花掉半个小时。我一度鄙薄某些所谓现代诗人，以为是以扯淡掩盖他们的酸气和精神状态的颓靡，后来观念有所转变——说实话，能这么耐心地扯淡，也算是比较难得了。

我不那么了解诗，很多著名的诗都没有读过，以这份资质本来应该声称“不懂诗”。但后来有位古典音乐高人的一席话让我茅塞顿开，她说现在人们冷落古典乐，并不是因为它们不悦耳、不动人或太高雅听不懂，实际是因为在听完之后，很难形成通常的言谈——因为它们难以言传、一谈就错。说白了就是，对非专业人士来说，古典音乐不能增加他在社会中的话语权。权力——是的，权力——才是根本的症结。

同理，只要别那么在乎话语权，其实每个人都懂诗。

这两天头脑混乱，心情有些抑郁，觉得自己很糟糕，躲在屋里闭门不出。因为本来寒假计划去看一下镇上的尧帝宫，今天是最后的机会，才决定出去一趟。

皇图岭的街道在熙攘中显得散漫，就像往常一样。我径直穿过集市，走上了一个干燥的水泥坡，向旁边一个坐在水泥板上的老人问路。尧帝宫是不是从这条路走？他欠了欠身，支着仿佛载满苦痛的躯体艰难地点了点头。

一个穿牛仔服的少年路过，我走在了他的后面。但是很快他进了路旁的一幢房子，而我站在了交叉小路的中间。旁边有一座破败的土砖屋，上面有褪成白色的字条“皇图岭镇花卉协会”，厅堂里有陈旧的长凳，木椅和一辆摩托车。屋前屋后不规则地摆着一些种有灌木的瓦盆。一个姿势怪异的老头一直在损坏的屋沟旁弯着腰。我从屋前经过，走了几十步，发现前路似乎不大对，所以决定折返向他问路。

我隔着花坛向他询问，他却答非所问，似乎始终听不清楚。于是只好跨过花坛靠近去说话。这才发现他身下什么都没有。他腿脚因疼痛而不能动弹，把自己困在那个地方了。我扶起他。他的身体轻而且绵软；棉衣是灰白色，今天太阳很好，所以衣服是干燥的，只是有些脏。我扶他的右臂，谨慎地牵引他的脚抬出屋沟，然后与他顺着屋沟向门前行进。他的双腿几乎因为疼痛失去控制，重量加在了我的手臂上。以往这些重量应该是加在凹凸不平的土墙上。我们缓慢地前行，划过了一些虬曲的树枝，弄翻了几个碎瓦片，并且碰到了一个底部沾有黄绿液体的黑色胶桶，但两个人始终很平静，一句话也没有说。

我在厅堂里找了一把木椅，费了一些工夫帮他坐下，然后另外找了一把木椅坐到了他的斜对面。此时我发现他的眼睛似乎受到严重的感染，眼眶血红，而且变了形，这让他看起来可能有些骇人。但我反而觉得亲切和自在。我们用不整齐的话语交谈，有一搭没一搭，不流畅，但是很平和。话题不外乎各自的住处，以及来到这里的目的。这种交谈使两个陌生人很缓慢甚至有些艰难地相互接近。我渐渐喜欢上了这种感觉。末了，他给我指了对面的一条路。后来我发现他说错了，其实土屋侧边的窄坡就通往尧帝宫。当我得知这一事实时，竟有一股莫名的温暖涌上心头。

我继续问路。因为小时候经常移居，我的方言有些混杂，听起来不太地道。这让我走到任何一个地方与人交谈，都像是一个外地人试图借助本地方言努力模仿当地居民，却总因为不免生硬而露出马脚。我说的话常常使人们愕然或者疑惑。不过现在要好一些，因为我能够作出开朗的样子，并付出足够多的微笑，让一切得到大致的润滑。

我进入尧帝宫的时候，里面空空荡荡，只有一个穿排球鞋和黑布衫的老头。他是管理员。虽然不是佛教徒，但是剃了光头，看起来精神很好。他跟我谈起尧帝的典故和这座寺庙的未来。庙里有56根柱子，以表示56个民族，每根柱子上都刻着很多姓名和他们捐款的金额。我来这里，是有意给这座寺庙拍一个纪录片，但现在却兴趣寥寥。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眼前的一切，因为我带着目的站在这里，却难以接纳周遭事物的冷漠与枯燥。

有游客进来了。接着又有几个孩子进来。一个十三四岁、面孔清爽的女孩在寺庙里骄傲地骑着自行车，就像在跳芭蕾舞一样。在头脑中很容易就可以给她配上音乐。另外几个孩子结伴四处穿行、窥探、抚摸，不断发出欢声笑语，似乎在每一个角落都能找到让他们兴奋的事物。寺庙里的塑像比我想象中的大很多。我蹲下身子给最大的一尊拍照，拍完之后下意识地回头，发现有一个四五岁的大眼睛小女孩不知何时离开了她的队伍，安静地站在我的身后。我们四目相对，我冲她笑了一下。然后走开了。

我继续端着相机，却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后来找到了另一幅可以拍的景象，是两只没有摆放在正确位置的镀铜狮子。我启动相机，却发现相机没电了。在值班室里，游客们正在和管理员聊天，管理员正在谈论他的儿女。他的女儿对他很好，儿子却相反。我探身坐到了他们中间，试图从他们的声音中捕捉更多信息，却一无所获。游客们来自醴陵，他们的话我听不太懂，但看起来他们和管理员谈得有来有往，气氛活跃。

我这时候想起，自己的手机其实也可以拍照，只是效果很模糊，像隔了一层毛玻璃一样。于是从他们中间抽身离开，拍了那两只镀铜狮子。接着又漫不经心地拍了很多东西。当我做完这些事情的时候，那几个孩子都已没了踪影，而游客们可能顾自进了其中一间殿堂祭拜。寺庙的中坪又只剩下我和管理员两个人。阳光是淡白的，四下不再有什么声响。我向他告别，一步步走出去。

回到主街，我发现自己要搭乘的回程班车恰好在马路对面准备掉头，在人流中间迟疑不定。我起初试图迎上前去，然而发现尽管车停滞不前而且车门是开的，我却其实不大容易这样在马路中央上车。这反而会影响交通，增加司机的犹豫。于是身手敏捷地退回路边。到车门接近路沿时，我看到卖票的大婶冲我笑了一下，可见她注意到了我刚才的举动。我很快跳上车，回到了家中。
（正月廿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