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近做片子做得比较纠结。别人那里很轻松的事情，在我这儿却充满了不适感。从拍摄，到写稿，到剪辑，这种不适感始终纠缠，挣脱不掉，心理状态几乎亚健康。这两天总算甩掉了手头所有待剪的片子，为自己找出一天的清净。

前段自己又像大二大三时那样，纠结在意义与价值这些事情上，而对手头的现实逃避起来。那个时候十八九岁，整夜整夜地在大街上游走和自言自语，或可算是少年愁。而现在，半夜留在空荡荡的栏目办公室里走动和发呆，又算是什么呢。

多年的经验告诉我，这种纠结只会削弱自己的存在感，而起不到任何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不会让自己更深刻，因为，人的深刻来自对现实的更多理解，来自内心知觉范围的广度。如果逃避一切，拒绝感知，就不会通向深刻。人只会更加麻木。

二

对所接触到的事物拥有触觉，并不总是易事。

我想起了当年看《铁路沿线》，看《德拉姆》，看《拾穗者》，看电驴上的NHK纪录片，看公共卫视《记录观点》甚至CCTV《纪事》的里的一些片子。那时候自己的触觉是被激活的。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影片，让我有机会和另一群人生活在一起，以他们的生活空间认识世界，以他们为镜像认识自己。

如果说故事片是让你沉浸于一连串构造精巧的事件，那么纪录片更多的则是让你去感知一个真实的时空，去接近一个或者一群具体的人。这种接近让我这个宅男感到安适。在物理和哲学中，你越追问真理，真理就越是虚无。但纪录片却让人觉得真理就在人心之中，确切的说，就在人心与特定时空的相互映照之中，等着你参悟。因为其实说到底，我们所谓真理，并不在宇宙如何起源，也不在白马是不是马，而在于认知自己与世界的关系。

火车轰鸣声下的流浪儿，高原木屋中的老嬷嬷，冷风中平原上捡拾土豆的人；或者让我们更熟悉一点的：幼儿园小社会里的孩子们（《幼儿园》），后海周边各式各样的北京人外地人（《后海浮生》），有些一根筋的年轻老师（《爱上小魔头》）……他们从根本上，就是我自己。

三年前，我淘来一台水货GS500，跟拍一个边缘教会，在田野间和这些与我信仰不同的人们交谈。这种交谈消解了我的孤独，也让我变得宽容。在头脑中构思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不断地抛弃偏见与误解，感觉自己搭上了一条通往真理的渐近线。

我以为自己正在穿透生活复杂的外壳，从深处与他人获得共鸣。我以为自己听到了人们内心的音乐。我以为自己能够从这些偶然之中提炼普遍，找到某种永恒的亮光。这让我感觉良好。

三

选择做电视，一方面是因为喜欢用视听作为表达方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弥补多年以来作为宅男对人理解的不足——确切的说是对自己理解的不足。希望通过更多的沟通来训练自己的理解力与宽容心。

然而最近我似乎是败了。听同期、写稿件、编片子的时候常常感觉很烦。我又开始觉得，人是如此自私，冷漠，头脑混乱，容易沉浸在毫无意义的琐碎之中。而做片子的时候，虚构不是为了通往心理真实，相反只是为了迎合某种功利需要，或者掩盖生活本身的无逻辑；技术手段也不是为了放大可贵的情绪，而是被我当成强心针来使用，让我能够继续这种煎熬一般的劳作。

四

一对二十七八岁的打工夫妻。妻子怀上了三胞胎。家里的积蓄全被拿去盖了房子，所以大人的治疗费和孩子的保温箱费大多借自亲友。妻子似乎完全被身体的不适浸透，像小孩子一样任性，经常不肯吃饭，所有的话都在诉说痛苦。丈夫很老实，耐心照顾着她，哄着她。两个人的世界并没有太感人的事迹，却也安静自足。

尴尬的是我们。拍摄期间因为没有办法和孕妇多聊，我们并没有和她建立什么情感，甚至也没能学会如何正确地照料她。我们的存在显得多余。为了在电视上掩盖这一点，我们提供着对方并不特别需要的“帮助”，表达着并不够真诚的关切。掌握摄像机的我们，对自己的力量毫无把握（最后实际也没有募集到什么钱），却不断要求对方作出各种配合。

原本，这样的片子能做的是记录人们相互关照之时那点美好的东西。但实际上片子已经被虚伪和功利污染。我们成为了携带拍摄目的的聒噪入侵者，践踏他人的宁静，更多的是为了拿到可以拼凑成节目的一段段画面。甚至，因为行动的虚假与非逻辑遇上了叙述本身的逻辑需求，我们几乎每一集节目都需要求助于搬演和谎言。

五

一个差不多三十岁的男人，老婆跟人跑了。打来热线让我们帮他找，否则他要杀人。

订婚时两人并不熟悉，结婚前发现未婚妻不贞，女方却不肯退还一万元的订婚礼金，于是仍然办了婚宴。六年后，老婆弃下两个儿子，跟一小她六岁的小伙私奔。他早有预料，电话过去，不求复合，只要妻子归还带走的家产，另就孩子抚养写下协议（担心孩子养大后被妻子要走）。怎料妻子不允；第三者小伙年轻气盛，不仅对其出言不逊，还设计戏弄他。

遭遇戏弄，终于让男人怀恨在心；被带走的家产虽然不多（大概一两万，而他月收入五六千），但这样被侵吞，他内心不平。于是，一方面四处追索，枕下藏刀，想要报复这对男女；另一方面找到电视台，想让电视台帮着找到妻子下落，也让妻子丑事曝光。

而我们，开始了无意义的“帮忙”寻找，拨打各种事先已知道没什么用处的电话。一切无果后，和男人进行了一场设计好的劝说，截取对方示弱的词句，剪掉对方所有的反驳，在让对方莫名其妙的同时，制作了一场劝其化解怨恨的“成功的心理疏导”，放入节目之中。

这本来是个浸透虚无的荒诞事件。人被冷漠的外部事件驱动，做出各种机械的应激反应，而且彼此仇视彼此利用。而我们却要从这无趣的一切中拎出一个貌似生动的故事。

故事最后变成了：男人与妻子相识相恋，结婚六年，幸福美满。突然发现妻子出轨，丈夫百思不得其解，考虑起孩子没了母亲，心情抑郁，每天借酒浇愁，对妻子多有抱怨。记者帮助寻找，很遗憾失去线索。转而劝导男人。男人经启发，想到自己以往愧对妻子，于是放下怨恨，深情呼唤妻子归来。

真是有够恶心。

六

当然，在前期我们完全可以做得多少靠谱一些。比如，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在拍摄之前，像小川绅介学习种稻子一样了解一些护理常识，这样至少不会因为长时间的采访干扰导致三胞胎妈妈的血压升高。对于后一个选题，如果我们能够在预采访时及时发现对方的真实动机，也许能够更果断地避而远之。

把握自己让行为能够得到自身的认可，并没有想象中的容易。但经过努力，这是可以做到的。

做电视的真正难题是，现实中并没有那么多纯粹的人，没有那么多纯粹的事。但最后完成的节目，却需要纯粹；不仅要纯粹，还得规避所有的禁区；不仅得规避禁区，还有有起伏，有事件，吸引人。最最关键的是，所有这一切，却必须基于自己拍摄到的真实影像。

电视与现实的相遇，一不留神就会成为惨不忍睹的强奸。电视对现实的叙述，稍不走运就会变成肆意的篡改与拼凑。这种篡改拼凑不是依据心理真实的原则，也未必出于善意，而是臣服于某种叙事通则与河蟹规范。这不再是探索现实，而是拿现实的碎片拼凑一个故事，并且尽力让它不至于漏洞百出。这种复杂的谎言编织让人身心俱疲，而编导此时，比任何行业的人都卑贱。

我想每一个不甘平庸的电视人，都得想出从中挣脱的办法。

也许，秘诀仍然在于敏锐与宽容。你需要足够宽容，甚至得有些悲悯，才能包容下人们的混乱。不被枯燥混乱的事实障目，才能对那些微弱的闪光保持敏锐。从那些微弱的闪光里勾出一条细小的线，也许就能牵连出一个值得专注的动人故事。要拥有这种能力，关键不在技术，而在胸怀。

做电视对我来说的最大意义，可能正在于此。

老刘太复杂，世界需要一个更简单的家伙；而老刘太简单，世界对我来说过于复杂。

我应当让自己比现在更加复杂，同时比现在更加简单——才能更好地用复杂回应简单，用简单回应复杂。

没错，妥协并不是唯一的出路。

世俗生活或者政治是这样一种东西：当你打定主意不甩它时，会更容易不知不觉地成为它的俘虏。这和不加反省地投入其中是同样的结果——或许还要更惨些，因为还会伴以物质生活的贫乏。

真正有尊严的方式是认真地与之同在，去做世俗的事业去参与政治的生活，同时每天拼命反省。这是最费力气的生活方式，但唯其如此生命才是自立的，才会产生让人觉得值得一活的价值。

从老毛家回来，跟PF兄聊感想。PF说他很沉重，但不是针对意识形态：

脏事实在太多了，要每一个都沉进去，实在是不要活了，所以我是一边听或看，一边告诫自己抽离出来
我还是佩服那些有使命感并将其付诸实践的人，与他们相比，我觉得自己太软弱了

我反观自己，突然发现一个奇怪的事实：我和他的感觉居然完全不一样。在毛家坐着，听政权与黑社会合谋的故事，听权力阶层肮脏争斗的故事，听统治阶层如何恐惧和仓皇的故事，听人们被聪明地或不聪明地操纵利用伤害的故事，欣赏着中国社会这架人肉机器、这座牢笼的结构——却不过感到新奇、偶尔惊讶、间或愤怒片刻，而并没有可以明确意识到的沉重感。

我解释说，大概因为我更多的把自己当作一个寄居者，没有觉得自己必须进入这个社会成为结构中的一分子，有点儿旁观者的姿态。PF就笑我太勒庞、精英意识太重，“小心被人旁观”。

后来一想，这也不对。虽然我在八九年前就曾以“冷眼观察者”自居，但说实话，这篇文章里的装逼宣告自始至终未能兑现。我眼睛非但不冷，反而很热，热到盲目投注关切的地步。我试图与人群保持疏离，但同时又对人们表露出的喜悦与痛楚、温存与冷漠如此敏感。用费斯汀格的理论说，我在这个问题上实际是认知失调的。而我解决失调的办法，多数情况下是在行动上与人们保持距离，坚持自己的冷眼观察视角；但在少数情形中，我又会发生180度的大逆转，充满痛感地控诉那些冷漠或精英的姿态。

该如何面对那些角色分明的人们？有时候，我带着一种过时的本质主义视角，以为他们的“主体性”为特定的社会结构所建构之后，和我这个“边缘人”有本质不同。尽管我可以说这其中没有暗含任何价值判断，但既然认定了他人的异在，其实就是否定了深度沟通的可能。我无法阻止自己对普通人保持一种温情，但有时又会尖刻地自嘲这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训和“宠物式的温情”的混合体。我努力在人群中寻找所谓“人性”的证据，但没有任何一件事实能让我真正彻底地得到满足。

有时候想，为什么要把自己视作一个边缘人呢？这也许能够回溯到11岁时的一篇日记，那时我一直怀疑自己是个外星生物，因为总觉得自己和世界格格不入。我试图通过模仿融入某些群体，却总是失败。而所有投向我的目光，仿佛都是在打量动物园里的新奇怪兽。那时以为好好读书，考个好大学，便能生活在同类中间，但事实证明我在哪里都是个异端。我整夜整夜地在无人的校园里游走，仿佛是寻找自我，其实漫无目的。

我以为哲学能够解决我的问题，便一头钻进西方哲学史，结果却只看到无数双作终极追问的眼睛，而这些追问者又无一例外地扎入语言的陷阱。这段阅读经历非但没有让我更积极，反而让我更颓靡。

于是随便找了一个安身之所，就开始漫不经心的阅读。阅读文字，阅读影像，阅读树木，阅读街道，阅读他人，阅读自己。只有阅读，没有记忆。这样的阅读其实更像是一种等待，等待某个东西某一天突然蹦出来，让我能够如释重负地说“可算找到了”，这就是我自己，这就是我生活的意义。这样的奇迹从来没有发生过。

精神生活如此贫弱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开始渐渐滑向主流人群。那种被接纳被认同本来是我梦寐以求的，但当时我却体会到一种面临死亡的焦虑感，因为在这种滑动中我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动的。我开始对扑面而来的现实左推右挡，包括试图做一个不被捆绑的自由职业者，包括向家人宣称可能永不立业成家，甚至包括选择这样一个我私底下觉得很不靠谱的考研专业。这些东西，只为那份还在寻找中的微弱希望，那件也许能承载自身本质的不明物。

这期间，萨特的存在观是我阅读过的最积极的东西。他宣称存在先于本质，人应当为自己的选择负责。那个时候，从11岁那篇日记算起我已经经历了差不多自己生命一半的存在，而我发现在这一半生命里自己从来都是漫不经心地在做选择。这是一个转折点。但我也并非立即接纳此种说法，而是慢慢地意识到和认同。时至今日，我几乎奉之为至理名言。以上，就是我这边缘人的形成过程。

这样看来，我似乎是无法不旁观。我不仅从来没有真正生活在主流之中，甚至也没有生活在任何一条支流之中。我物质要求不高，经济来源不定，不从属于任何一个明确的利益共同体。我甚至都没有任何特别强烈嗜之若命的爱好，因此连“爱好者”的群体都算不进去。我是一个悬浮在社会网格上空的未完成的存在。

这种未完成并不是一个值得自居的状态。未完成的更深层结构，就是自我统合的艰难。我的想法、立场常常包含矛盾，当我表达的时候，竟会出现“选谁代表我”的问题。我数度翻阅自己写过的所有文字，试图归纳出一个“我”的形象，却从未成功。这样的结果是，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世界——每一次面对世界，我都有些不知所措。

前两年我的心态是，不知所措就无所措吧。躲在书斋之中，总能追求得到所谓“思维的乐趣”。然而这两年真的做了回文科生才发现，那些不着情感的“思维”并不如我想象中的那样有源源不绝的乐趣。每一种知识上边，都承载着一份意识形态，等着你接纳利用或质疑批驳。知识背后站着的是人，而不是真理。剥离情感的思维，仅仅是一种枯燥的游戏。一年多下来，“思维的乐趣”越来越不能给我提供做学问的动力，反而让我渐渐再度陷入迷茫。

夜一深，思维就开始没方向地漂浮。虫鸣隐约，远处有沉闷的鞭炮声响。我刚刚把键盘按出声音的时候，强烈地感觉到此时的情景曾经发生过，虫鸣、鞭炮、桌上乱七八糟的书、我的坐态和电脑屏幕上的文档，都和印象中的毫无二致。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Déjà-vu了。算是久违。

我想，在这个关口，在生命快要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年纪，我大概是时候结束旁观生涯了。也许应该对世界投以更热烈的关切。也许应该真的在社会结构中确定一个自己的位置。也许应该从今天开始，用心读书，用命写作。

重大感悟。

一个理科生写论文之前，需要问自己的问题是：

你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新发现？

一个文科生写论文之前，需要问自己的问题是：

你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想说的话？

老刘稀里糊涂当了一年多文科生，身在曹营心在汉，今天才转过这个弯来。真是方脑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