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仍然在犹豫是不是该为这个片子写“速评”。这种影片会像犁耙一样翻出太多你没想明白的问题。会让你起心把已经留下烙印的个人历史事件们挨个翻一翻，琢磨琢磨；会让你觉得自己走得太快，想得太慢，因而已失魂落魄。而要把改捋的捋一遍，足够耗上好几天的时间，且过后头脑中仍旧空落落。总而言之，“速评”草率得荒唐，是不可为的。

可要是不写，一则今天的练笔计划泡汤，二则片子也就白看了——一阵尘土飞扬后，尽皆如常，尽皆遗忘：人不断重复自己，一模一样的喜怒哀乐，如同身中魔咒。多少写一点，总比不写好。

人们彼此不懂得，却往往意识不到这一点。Travis发现他原来不懂得他曾经热爱的妻子：他摸不透这个一度熟悉的女人究竟想要什么，更料不到自己居然成为她的束缚。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此前他就像他父亲一样，看着他母亲、Hunter的祖母，眼中却只有自己的想法——德州那个巴黎的符号让Travis的父亲起了联想，联想得多了，就把联想当成了现实。

人们彼此不同，却要相互倾谈。大多数时候，我们不过是想找个鲜活的人谈话，希望自己多多少少地被懂得。正因为此，每一个手势、每一个表情、每一次无关宏旨的表达，都可能被看作彼此懂得的暗示。就连去一次杂货店，都能被当成共同的冒险。然而实际的情形却总没有想象中那么激动人心：能指和所指不过漂浮在空气里随意游荡，貌似缱绻而舞，其实互不相关。

结尾处那段隔窗对话是对整部影片的表白。二人尽管沉湎往事无法自拔至于泪流满面，对一件事情还是看得清楚：他们身处不同的世界，只靠一根纤细的电缆脆弱相连。电话挂断，恩怨情仇就该随之画上句号。勉强的团圆不过是相互亵渎。就像Jane所说，为什么不把儿子带在身边？因为——她没有Hunter需要的东西，她不想拿他来填补自己的空虚。

当然，孩子不一样，孩子纯白如纸，总可以动情拥抱。Jane的话其实是对成人世界各种聚散离合所下的箴言：如果人们彼此不懂得，如果他们不是皮格马利翁和拉泰亚。

东方学的框架真是什么都能套。张柏芝代表着在现代化进程中失去原本风貌的东方；而教她演初恋女学生戏的周星星，那就是拿破仑麾下破解罗塞塔石碑的东方学家。当然这部影片里，西方被简化为了功利，东方被简化为纯情。周星星和张柏芝在这种重建的过程中，重新找回了彼此共同的原始文明，那就是搁置功利的学生式爱情。

然而，影片并没有忘记“中西结合”，炫目的聚光灯与闪光灯从天而降，造就了一个有趣的结尾。首先这当然是一个够俗的大团圆结局，连观众对功利的期待也要讨好一番，不让小两口在烧煤球、做苦力、男耕女织的简单生活中跟大家告别。然而，这段大场面对观众来说其实是“虚”的，因为影片没有给出一个从奋斗到成功的脉络，面前的一切是没来由的、不真实的——即便影片给出一个娟姐作为逻辑支撑，对许多人来说，要把这个场景当作现实来认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游戏性就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多方讨好瞎胡闹”，学者们也可以把这叫做“多义性”“去中心化”甚至“后现代”。

放下上面的扯淡，回来说片子：积极的小人物是可爱的，学生味儿是让人心旷神怡的，白鸽吴宇森是牛叉的，张柏芝的大喊大叫是煽情的。一言以蔽之，并非烂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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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告：
经研究决定，以后每看一片，只要没急事，必作“速评”一篇。所谓速评，讲的是速度至上、结果第一。以不计长短、不求精美、弄出来就好、烂成啥样都行、浪费读者时间是读者活该为核心指导思想，切实保证作为一个文科学生的日常书写量。特此通告。2009年6月7日。

老巢又被祖国伟大的网监部门和谐了，只好写在这里。
全福州就剩大众影院的一个小厅在放《二十四城记》，设备是数码的，荧幕比教室里的投影仪大不了多少。好处是人烟稀少，差不多是老刘的包场。我大大方方为自己挑了个第二排正中的座位。座椅倒满舒适。
仍然是固定机位，仍然是焦点虚虚实实地慢慢横摇。我不觉得这个片子很实验，用崔健的歌词说，“这儿的空间，没什么新鲜”嘛。陈冲说她真名叫“顾敏华”的时候也并未出现一些人所说的哗众效果。其实整部影片看下来，还真是没有什么笑点。
有人说贾樟柯拍这个片不缺钱，因为给某个楼盘做了一次大广告。我觉得“不缺钱”不算什么缺点，有钱也不是缺点，做广告其实也理应允许。乱花钱才会真正构成问题。据说黄金甲里面铺天盖地的菊花和人都是真的，连黄金甲都用的真黄金，这几亿人民币才真应该拿去做善事。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贾樟柯做片子的时候有挥霍行为，所以做广告这事儿，我不把它算作片子的短处。
影片里较为乍眼的做法是“伪静照”（人物不仅停止活动，而且盯着镜头）。这在电视宣传片里其实很常用，但用在这个冷冷清清的片子里，就有很强烈或者说很古怪的陌生化效果，以至于有人觉得过于刻意。
这种“伪静照”手法恰恰是对整个片子的“伪纪录片”风格的一个映射。也许我们都会记得这样一个镜头，一个老师傅和一个小徒弟很有型地站在摄像机前拍“伪静照”，时间延续我估计要超过20秒。中间老师傅搭在徒弟肩上的手很不老实，不断地动徒弟的脸逗他笑。
事实上，贾樟柯依然延续了从站台以来的上帝视角。而这次，他搭建了一个特殊的框架，框架包括了伪纪录片的总体形式、伪静照的表现手法，也包括了让职业演员扮演真实人物进行讲述的设置，甚至包括了天台上红衣服的小姑娘的舞蹈轨迹。而，当这一切刻意与不刻意的人工构架确定好——就像一条复杂的轨道铺设好——之后，就是世界的真实向我们倾泻的时间了：
陈冲和吕丽萍他们，是在实践一种行为艺术。他们在贾樟柯的安排下，将自己置入一个真实存在过的人物。他们通过内心的酝酿试图接近那些真实存在过的情感。而我们则需要更间接地，通过演员的话语和表演去想象那些真实的故事。最后，我们知道那是真实的，但我们不会被煽情。
天台红衣少女在暮气中滑翔时，一种超现实的诗意正在迅速营造。但随着贾导演的一声“小姑娘”，真实冲了进来。那种属于小女孩的生涩与不熟练，应答之间的犹疑和与人交谈时片刻尴尬的神情都被展露无遗。
即使那些似缺憾非缺憾的瞬间，比如赵涛叙说她母亲搬动钢锭时略过分的绘声绘色，或者她描述完自己回家经历之后，稍嫌多余的总结词（“我觉得我长大了”云云），这些中间我们都能够找到值得注视的东西。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工人女儿的叙述，还是一位演员努力扮演与重述的状态。差异和缺憾，有力地显示着人们对记忆的选择与再读。
就像幼儿园老师叫小朋友排排坐分果果，手放在背后，但脑袋的摇晃是管不住的，面部的表情是管不住的，所以尽管规规矩矩排成一线，却也仍然是一片参差多态的好风景。
（有点儿乱，先把想到的记下，回头有空再整理）
（太乱、决定不整理了！）